逝世多年后作品才能发表这位俄罗斯“冷门”巨人的中文版小说集终于来了

逝世多年后作品才能发表这位俄罗斯“冷门”巨人的中文版小说集终于来了

　　日本古建绘画,古建筑绘画大图,古建手绘速写在苏联文学的发展进程中，普拉东诺夫是一个无法被忽视的名字，尽管在作家的有生之年未能亲眼见证这样的高度评价。普拉东诺夫的魅力不仅仅在于他的文字呈现了一种独特美学体验，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思考并在努力回答着一个问题：理想世界与现实生活能否合二为一，其中巨大落差在何处又因何而起。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出版的普拉东诺夫小说集《美好而粗暴的世界》中思考的种种问题，“永远都不会过时”。

　　在苏联“回归”作家群中，安德烈·普拉东诺维奇·普拉东诺夫（1899-1951年）是遭封杀时间最长的俄罗斯作家之一，但封杀却无法遮盖他的伟大成就。在30多年的文学生涯中，他创作了大量多种文体的优秀作品，为俄罗斯留下了丰厚的文学遗产。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他的创作进入高峰期，但同时也开始了他漫长而坎坷的人生旅程，并延续到他默默谢世之日。直到50年代末，普拉东诺夫这个鲜为人知的名字才“回归”苏联文坛，而他的大部分重要作品则在80年代末才得以开禁，陆陆续续回到广大读者手中。

　　1951年1月5日，普拉东诺夫因肺结核在莫斯科家中悄然去世，年仅52岁。法捷耶夫、肖洛霍夫、特瓦尔多夫斯基、吉洪诺夫、费定、爱伦堡、格罗斯曼、西蒙诺夫和帕斯捷尔纳克等著名作家，联名在1月6日的《文学报》上刊登讣告。其中写道：“安德烈·普拉东诺夫与苏联人民血肉相连。他将自己的心血、自己的才华都献给了苏联人民。”贵阳学院教授蓝泰凯在综合性文史期刊《海外纵横》中发表的《普拉东诺夫：屡遭封杀的俄罗斯散文大师》一文中指出，“这个评语也许能代表当时有良知的苏联人为作家作出的最崇高、最公允的评价。”普拉东诺夫逝世后，在苏联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他的作品仍然不能发表。1953年，斯大林去世。随着苏联社会生活的变化和“解冻”思潮的兴起，人们开始对历史进行反思，普拉东诺夫及其作品被重新认识。苏联解体前，普拉东诺夫的作品已在国内出版了70多版，在其他国家出版了40多种译本。他被苏联评论界誉为“杰出的作家”、“散文大师”和“当代伟大的艺术家”。

　　2022年5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普拉东诺夫的小说集《美好而粗暴的世界》，其中收录了《叶皮凡水闸》《以太通道》《驿站村》《幸福的莫斯科娃》《美好而粗暴的世界》五篇小说，除《美好而粗暴的世界》外均为首次译介给中国读者。“在我第一次看到书名《美好而粗暴的世界》时，我就被击中了，这几乎是对我们所在世界高度凝练的精确概括，而在作品中所思考的问题，则是放在今天，或者说永远都不会过时的。”责编刘晨说。这五篇小说分别属于普拉东诺夫的三个艺术阶段，题材从科幻到历史最终回归现实，展现了作家整个创作生涯的思想变化。

　　《美好而粗暴的世界》译者淡修安是四川外国语大学俄语语言文学教授，是普拉东诺夫的资深研究者，并且指导过多位学生进行相关文论写作。在本书的《译本序：不一样的普拉东诺夫》中，淡修安介绍称，无论是普拉东诺夫的“反叛的艺术思维”还是他的“异样的书写姿态”，不仅对接触过普拉东诺夫作品的普通读者，是一份难以顺畅阅读和舒适把握的“艰辛”，并且对热衷于研究普拉东诺夫的专家学者，也是迄今未能穷极奥妙和完整抵达的“遗憾”。那么，问题的关键或者说道路的障碍究竟在哪里？其实，用普拉东诺夫的话来说，“出路很简单”，就是要找到解构其艺术世界的那把“钥匙”，也即要发现并抓住作家进行创作的美学原则和方法。

　　普拉东诺夫早在1920年参加首届全俄无产阶级作家大会时就说过，他“哪派也不是，我有自己的”。因此，这把“钥匙”就断然不能囿于现有的文学流派和文艺理论的范畴，而是要从一种全新的方向和领域去寻找甚至打造。经过多年不间断地探索和思考，淡修安发现，普氏这个“自己的”美学原则和方法，就是以“世界叠合”的方式在建构其艺术世界。

　　传统文论认为，叙事类作品特别是小说创作，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再现或表现，是作者所建构的艺术世界对现实世界的观照。并且，这个艺术世界因其具备完整的结构和丰富的生命气息，被定义为拥有独立存在价值和意义的“第二性世界”，而作者赖以生存、观察和表现的现实世界（可延伸到历史现实和未来现实），则被命名为“第一性世界”。淡修安指出，普拉东诺夫却不同，他那里还有一个“第三性世界”，即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他早早地就预见到并迅速在脑海里将其固化的，拥有完满的物质和精神结构的“未来新世界”。这一世界无论从普拉东诺夫的社会生活实践还是艺术创作实践上看，都具有无可置疑和永不消失的先验真理性。也就是说，正是由于秉持对“未来新世界”不变的信念和虔诚的追求，作家“每天，甚至每个钟头的劳作，都是独自在紧张而深刻地对20世纪的俄罗斯和人类的命运进行自我剖析和思考”（俄学者恰尔马耶夫语）。而在艺术实践领域，作家的主要活动就表现为，始终在将第三性的“未来新世界”与第一性的“现实世界”相叠加、印证和甄别，从而创建出了以“现实和未来”这两个世界相互叠合为基础的“第二性”的艺术世界。

　　俄罗斯历史学家黑勒表示，“普拉东诺夫笔下的现实世界的对应性可以这样理解，作家描绘了一个虚幻的、超现实的世界，这个世界极其精准地反映了那个‘臆想王国’”。而在世界叠合过程中，势必会因两个世界各自结构上的差异性和位置上的远距性，而引发诸如拉扯和排斥、塌陷和隆起、遮盖和凸显、拥挤和踏空、扭曲和变形等碰撞现象。这诸多碰撞现象反映在小说文本中，带来了阅读直觉与接受习惯上的尖锐感和陌生感，从而直观地得出作家的艺术世界，具有“反叛的艺术思维”和“异样的书写姿态”这样一种感受和认识。

　　纵观普拉东诺夫的文学生涯，依据观察现实视角的高低，或者因由世界叠合的厚薄，也即艺术思维的侧重点的不同，淡修安将其分为三个阶段。从1921年发表第一篇小说作品《电气化》算起，到1927年初完成中篇小说《以太通道》的创作为第一阶段，作家的目光和视野主要锁定在探索“未来新世界”的存在样态和完整结构方面；1926年底完成1927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叶皮凡水闸》为一过渡，以1927年发表中篇小说《驿站村》为起点，到1933年开始长篇小说《幸福的莫斯科娃》的写作为界，作家的创作转入了第二阶段，其思绪和情感开始关注并审视现实（包括《叶皮凡水闸》的历史现实），着力考辨“未来新世界”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现实世界”之间的吻合度的问题；自1934年始，以两部中亚题材小说《龟裂土》和《占心族人》（旧译为《江族人》）的诞生为标志，直至1951年作家逝世为第三阶段，作家的心神和兴趣重在深入现实生活的隐秘环节，将“未来新世界”的精神结构，嵌入到平凡的人民个体的心灵和情感世界进行观察，以甄别“未来新世界”的精神引力在“现实世界”普通人的精神生活领域所产生的冲击和蜕变效应。

　　“入选本集子的5篇小说，恰好分列于这三个阶段，适于逐一作番梳理，以切实感受普氏艺术思维‘反叛性’和书写姿态‘异样性’的多方面内涵及特质。”淡修安说。

　　根据淡修安的分类方式，中篇小说《以太通道》是普拉东诺夫第一阶段创作集大成的作品，也是认识和解构其二、三阶段创作那把“钥匙”的骨架或“匙槽”，第一次完整地给出了“未来新世界”的全貌（未来现实），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存在要素的全部结构形态，是作家对先验性存在的“未来新世界”在艺术领域的全方位实践和具象化。从情节上看，小说并不复杂，讲述的是几代狂热而执着的科学探索者和冒险家的故事，他们为了人类的福祉，探索、寻找、捕获并利用神秘地存在于宇宙空间的“以太”物质，梦想“像畜牧工人养猪一样，喂养繁殖铁、金和煤”，以改变人类生存物资极度匮乏的现实窘境。

　　小说中，作者通过悲剧性的情节设计和另类文本的穿插手法，暗示性地交代了“未来新世界”应该具有的精神面貌。淡修安认为，第三性的“未来新世界”在叠合向第一性的“现实世界”时，明显出现了一种踏空现象，即主人公们的精神品格还没有成长起来，还不能契合“未来新世界”的精神需求和结构，因此才会发生种种因精神缺失而导致的悲剧，如波波夫在意识错乱情形下的毒发身亡，玛基森在思想崩溃中的暴毙毁灭，基尔毕奇科夫父子在心灵空虚时出走异国他乡后的意外死亡。而解决精神缺失的方案在哪里？作者借助插入两部仿古文献的方式（《阿尤纳之歌》和《总经》），系统而深入地思考了时间、空间、知识、创造、历史和自然等哲学命题及这些精神要素间的相互关系，回答了在新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俄国人民乃至20世纪的整个人类，如何在精神上企及甚至跨入“未来新世界”的途径问题，这也是后来作家不断在艺术实践中呼吁“重要的是给人们种上心灵”的根本原因。

　　董文慧在《今古文创》2022第8期发表的文章《“科学技术的作用如今已开始具备了伦理道德的价值和意义。”如何使科技最大限度为人类服务，而不是带来灾难，这不仅是20世纪20年代普拉东诺夫探讨的问题，更是当今社会需要探讨的问题。

　　淡修安表示，因为在“新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没有找到匹配“未来新世界”的精神力量，普拉东诺夫才会几乎在创作《以太通道》同时，将自己的艺术笔触伸向了俄国社会发展的“历史现实”，从而写就了《叶皮凡水闸》这部历史题材小说，其目的在于深入俄国人民的心灵家园，从历史渊源上追溯其成长向历史拐弯之后的未来社会的可能性。小说以18世纪初彼得大帝试图连通黑海、里海和波罗的海直至印度次大陆的伟大构想为蓝本，以主人公英国工程师佩里建设沟通顿河与奥卡河间的人工运河工程为主要线索，对人与自然的矛盾、人与历史的碰撞及“亚洲的自然”与“欧洲的智慧”的冲突进行了深刻反思。情节发展上，这部小说存在明暗两条线索，佩里理想事业追求上的磨难在明，佩里的女友梅丽爱情生活追求上的不幸在暗，二者交相辉映，共同烘托了小说基调的悲剧色彩。而“未来新世界”在靠向“历史现实”世界时，出现了一种塌陷现象，在这里，历史破产了，爱情也破产了，俄国人民精神世界的蛮荒和物质文明的落后表明，要从俄国历史这片陈腐的土壤上自然而然地长出新的心灵，要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依照惯性接续俄国古老的精神传承，看来是不可能的了。

　　为顺利长入“未来新世界”，这就要求俄国人民的心灵世界必须得“破土”和“蜕变”。紧接着，这个“破土”的任务就落在了《驿站村》身上。这部中篇小说带有一定自传色彩，是普拉东诺夫第一次用细腻笔触揭示“小人物”的命运。小说既简明扼要地交待了作家的故乡“驿站村”诞生的历史，又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一个命运悲苦的“小人物”雇工费拉特，在革命前后的穷困生活和向往革命的心路历程。在那场革命爆发之际，在历史前进的步伐即将猛然撞击“未来新世界”的大门前，俄国的乡村生活仍是一派保守落后的破败景象，俄国人民的心灵还满是绝望哀伤的封闭状态，如何正确地打开那扇门，如何正确地“踏上奔向广阔的生活天地的道路，拥抱全新的、最高意义的存在”（俄罗斯评论家瓦西里耶夫语），这既是那场革命采取暴力方式摧毁旧历史的必然逻辑，也是那场革命采取同样“暴力”的方式打破人民心中沉重而坚硬的思想之壳的现实任务。

　　接下来，作家在整个第二阶段创作中，紧张、敏锐而又果敢地考察着诸多“蜕变”现象和过程，从而使得随后的一系列作品都特别激越和凶险，与当下的生活现实和艺术实现均发生了剧烈冲突，导致多数作品在当时都未能成功发表，《幸福的莫斯科娃》也在此列。长篇小说《幸福的莫斯科娃》的创作始于1933年，1991年它第一次正式发表在《新世界》杂志，当时正值十月革命后民族变革时期，这部小说对国家和个人选择未来发展道路起着重要的作用。学者李娟在论文《论安德烈·普拉东诺夫的长篇小说

　　小说描绘了20世纪30年代作为无产阶级城市和艺术文化中心的莫斯科城的社会生活景况，刻画了新的历史语境下一批苏联青年的新面貌和新特征，讲述了女主人公莫斯科娃不幸的个人生活以及她和小说中几位男主人公扭曲的爱情。从喜悦到迷茫，莫斯科娃逐渐对未来的生活感到失望。淡修安表示，小说揭示了他们充满梦想与激情的人生追求总是同一些消极的熵、孤独和死亡联系在一起的生存窘境，反映了十月革命后俄罗斯历史发展的未来希望与现实困惑，彰显了作家对生活与爱情、理想与现实、存在与死亡及人与社会等宏大哲学命题的深层思考。“因‘心灵’的缺失或者说不完整，人们在物质上进行改造世界的种种实践方案和建设行为，如女主人公莫斯科娃飞上高空寻找自由、深入地下建设道路的行为，男主人公桑比金拯救生命、寻找死亡的物质属性以复活死者的行动，沙尔托利乌斯改良秤具的实践，等等，通通都碰了壁，不是遭遇灾难，就是陷入荒唐，反而带来更深层次的没有结局的痛苦。这种‘扭曲’现象表明，那个‘人、时间和自然达到了和谐统一’的‘未来新世界’还远没有到来，人与世界的‘蜕变’过程也还远没有结束。”淡修安说。

　　短篇小说《美好而粗暴的世界》属于普拉东诺夫第三阶段的作品，它情节简单、节奏舒缓，以平凡而宁静生活中的一次意外事故为着眼点，重点考察了特殊事件背景下人与社会的位置和结构关系。小说重点描写的人物是火车司机马尔采夫，一次行车，他遇到大暴雨，闪电的强射使他的双目暂时失明，错觉中险些造成撞车事故。因无法证明他当时的失明，马尔采夫被法庭依据“事实”判决入狱。副司机是一个正直而善良的人，他亲眼目睹马尔采夫受苦的全过程，千方百计帮助无辜受难的师傅，当他得知某大学可以做人工闪电实验时，就立即向法庭推荐。法庭接受了建议，用这种装置进行了实验，结果击瞎了马尔采夫的眼睛，当然也证明了他的无辜。可惜这次的失明不再是暂时性的，马尔采夫真的成了瞎子。副司机被深深震动了，他感到内疚，更感到愤怒，他没有想到为了证实一个人的无辜却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价。要么做无辜的囚犯，要么做失明的自由人，竟然没有其他选择，他为马尔采夫的命运鸣不平，只觉得这美好的世界上“确实存在一种危及人的生命的，充满敌意的致命情形”，它与善良人为敌，“正在摧毁那些出类拔萃的卓越人士”。他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但并没有屈服，他要用人的全部力量同它斗争。马尔采夫失明后，他倾尽全力给予安慰和照顾，直到把师傅带到 机车上，让他尽情享受生活的快乐。人间的友情终于“击退”了丑恶的势力，马尔采夫的眼睛在温暖的气氛里重新看到了美好的世界，回到了光明的怀抱。

　　孙宏治在《苏联文学》1986年第3期发表的文章《读“两个普通的人共同谱写了一曲人的力量的赞歌。读完小说……使人觉得人和人只有在友爱互 助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才能战胜那些摧残人的狂暴势力，实现真正美好和平的世界。”《美好而粗暴的世界》以现实的宁静为起点，通过人与社会的位置关系，展现了现实世界与“未来新世界”之间的巨大鸿沟。淡修安认为，在这部短篇小说中，甚至整个第三阶段的艺术创作，普拉东诺夫艺术思维隐秘而执着的目标，仍在于努力而艰辛地发现和判断，“那人和那世界”向“未来新世界”蜕变的程度。而这一目标，不仅是其“艺术思维”始终在指向远方，始终呈现出一种“反叛性”特质的基本逻辑，更是他这一阶段诸多“静默风格小说”仍然难以问世，即便偶有发表，也立即招来万般非难的重要原因。

　　俄罗斯在16世纪中期成为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实行封建农奴制。直至19世纪中期，俄罗斯的资本主义工业发展落后于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受压迫的农奴频繁。为了解决这一危机，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于1861年签署了废除农奴制的法令，在国内实行资产阶级的改革。这一事件成为俄罗斯历史上的重大转达点，俄罗斯也在这次改革中大力发展工业，跻身资本主义强国。 普拉东诺夫生于1899年，他生活在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1919年他参加了国内战争，战后他重回学院学习电机工程，而后参加工作，致力于土壤改良和农业电气化工作，是水利、电力领域的一名工程师。学者王敬雪在论文《普拉东诺夫作品中的生态伦理思想研究》中指出，作家每个阶段的丰富的人生经历对他的思想产生重大的影响，例如在普拉东诺夫早期创作的作品主人公身上，都可以找到他自己的影子，这些主人公都善于思考，真挚地热爱人民，渴望通过科学技术改善人民生活。

　　随着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改造，普拉东诺夫敏锐地观察到，科学改善人类生活，促进人类进步，但这些积极因素反而导致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消极改变。科学迅速地发展起来，影响着社会思想和社会结构，人类对科学产生了崇拜，为了追求发展，肆意利用科技力量从自然环境中获取可利用的资源。“在普拉东诺夫的艺术世界中，自然对待生存于其中的生物是一视同仁的，所有生物的存在都是平等的，人类与其他生物可以看作是一个共同体。生态伦理学肯定自然的利益和权利，认为生活在自然中的生物同样具备生物权利，生物权利诞生于自然运行的法则，违抗自然运行法则相当于侵犯其他生物的权利，必然受到来自自然的约束。”王敬雪写道。在《以太通道》和《叶皮凡水闸》中，融入了普拉东诺夫关于生态伦理学的鲜明认知与观点。

　　在中国，人们对普拉东诺夫既熟悉又陌生，熟悉他的是俄苏文学圈内的研究者, 感到陌生的是广大读者群。他的作品很少被译，而且研究界也极少介绍他，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吴嘉佑在《贵州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发表的文章《普拉东诺夫的道德探索》中表示，普拉东诺夫以道德探索著称，他的道德探索并未停留在关爱自然与人生的层面上， 而是勇于为人类进行不屈不挠的道德抗争，他强调作家应当承担起道德批判的职责，促进民族“自我意识和尊严”的成长。“他的作品生前曾引起批评和争论，在他死后却为他带来了荣誉。”

　　司俊琴、何云霞在《普拉东诺夫文学作品中蕴含的人道主义精神》一文中指出，普拉东诺夫的文学创作中继承了俄国文学的传统，真实而鲜明地反映了俄罗斯民族心理和性格上的基本特性与复杂性；充盈着对民族命运的思考、对宗教情感的迷恋、对人的孤独感的渲染以及对道德的追寻。“他是真正意义上的俄罗斯作家。研究他的作品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俄罗斯民族精神与俄罗斯文化的精髓。”

　　两位学者认为，普拉东诺夫继承了从普希金到莱蒙托夫，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托尔斯泰等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精神特质——那就是永不停息地寻求绝对真理，永远为人民和整个世界的苦难而忧伤，永远对人类负有使命感、对整个社会负有强烈责任感，以全人类的特征来理解和肯定人道主义的价值，指出任何暴力只能给人民带来痛苦和灾难。同时，他反对偶像崇拜，要求尊重人，坚持真理和理性，肯定人的自我价值、情感和自尊意识，以及坚持自身信念的权利。“这种精神的内核是俄罗斯传统的民间智慧，具有农民朴素人生观的烙印，表达了他们建立人人平等、互助友爱的社会理想。”此外，普拉东诺夫的思想又受到思想家尼古拉·费奥多罗夫哲学观念的影响。

　　有学者指出，普拉东诺夫积极地寻找走出历史困境的出路。因此他由早期的歌颂电气化、科技革命、掌控宇宙等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创作风格和题材转向了社会理想的实现，也就是乌托邦的文学创作当中去。但他的乌托邦作品是独特的，作家展现的不是社会福祉的抽象世界，而是在其中寻找克服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疏离冷漠的方法和社会体制转变的具体途径。“人道主义是普拉东诺夫最为关注的问题，但是普拉东诺夫作为俄罗斯传统道德的继承者，以过人的胆识与良知对现实中出现的荒谬现象与极端作法提出了质疑。在他的作品及个性中体现出真正的俄罗斯精神。”司俊琴、何云霞说。

　　淡修安在《译者序》中总结称，离开了“未来新世界”的非凡魅力，离开了“世界叠合”式的审美建构，普拉东诺夫的艺术世界恐怕就不会如此独特和成功（就像他改编的一些童话故事那样）。“而对于这颗星球上，正在走向并立志进入且最为接近那一‘未来新世界’的国家和民族，我们似乎比别的人民，更加迫切地需要‘结识’这位作家和了解他的作品。”他如是说。